连辑:“校园院线”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体系,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2017-09-27


“打造高校思政工作新平台”

全国校园电影院线建设研讨会

承办:山西快乐十分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思政工作新平台”——全国校园电影院线建设研讨会之

“校园文化产品与思政教育融合创新”研讨会


议 题 一:这个时代需要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产品?

如何给高校打造文化产品?


主旨发言:连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


主 持 人:王登渤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

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连辑在全国校园电影院线建设研讨会上

王登渤:很荣幸参加并主持今天的活动,在第六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中,有这样一个和高校有关的活动,我感到很新奇,虽然我和高校已经远去,但由我来主持后半段,我极其愿意。因为每每进入到高校的团体,在这样的氛围和气场中,甚至每每讲到高校这两个词,总能勾起我的一段青春记忆。


今天的议题很有意思。“校园文化产品与思政教育融合创新”,文化的概念极其泛滥,究竟什么是文化,现在可能有几百种解释,但我常常喜欢用余秋雨先生给文化下的定义: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沉淀为集体人格或者创建集体人格,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最大的成果毫无疑问是创建、构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由“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引出文化话题是因为我们对此有太多呼唤,有太多联想乃至诟病,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值得探讨。


的确在当今,打造文化、建设文化,需要去积累、需要去引导。我们究竟给年轻人、给校园、给大学生能够提供怎样的文化产品,在这个环境中,我坚信,文化的欠账有时候会让几代人来偿还,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是需要对有些问题进行探讨和触碰。


今天讨论会的第一个话题,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如何给高校打造文化产品?问题已经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应答我首先邀请连辑院长。连院长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党组成员,内蒙古大学原校长,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有请连院长!

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副主席、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 王登渤

连辑:尊敬的俞亚东司长,尊敬的冯云生董事长,尊敬的毛佩琦、蒙曼两位教授,尊敬的在座的来自七十多所高校、上百位教育工作者,尊敬的嘉峪关的各位领导,山西快乐媒体的同仁: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以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创办人的老身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嘉峪关参加第六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同时专题性地研究讨论校园文化产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创新这样一个主题。


我本人有比较长的教育经历,当过中学老师,管了将近十年的教育,当过大学校长,对教育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我的工作经历和背景。在受教育背景中,小时候在课堂里上过很多课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学校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每一场电影都记得,包括最难看懂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上下集,好几个小时,看得扁桃腺都发炎了,那时候可能看不太懂,但是这种情境永远忘不了。在我读大学时,老师讲到和法律相关的一堂课,让我们看了《十二怒汉》,美国的一部专门讲司法与推理的电影,最后讲陪审团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围绕公正和证据,讲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较量,过去四十年了,到现在还记得,然而其他老师讲得很多课都已经不记得了。这是我想给大家讲的,就认知社会、提高审美,确立世界观和价值观,或者说从事思想教育的个人心得和体会。所以我觉得,抓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到底怎么搞?确实是一个很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很新的话题,一个很容易的话题,也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非常完善的、有效的解决。


 现在在思政工作中,中央已经牵头抓了“马工程”建设项目大概超过20项,已经形成一些好的马列主义的文论、思想,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材和教材体系,但完全用它来替代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政治教育还不完全够。所以,还有什么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看这次“校园院线”发起的创作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样式,开拓了新的思路或者视野,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我一看到这个主题就想到我过去的经历和记忆中帮助我成长的那些教育方式和方法,这是临时想到的。我个人觉得,我们用影视方式进校园,进行改造或者是提升思政产品和思政样式,或思政课件、教程、教材,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

连辑

我有以下几个观点谈出来和大家分享。


 一、和年轻人交往,教他们怎么做人做学问,最基本的还是要把他们从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乱象中引导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这是最基本的。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地球上是极其稳定的,这个稳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思想形态和观念的传播,持续不断,极其稳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五四”或1840年以后,最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进来后,中国传统的东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包括思想或者和孔孟之道相关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文化艺术,比如小说、诗歌、戏曲、音乐都受到了外国同类文化艺术的冲击和碰撞。逐渐到最盛的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我们大体上逐渐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文化观,言必谈希腊。这个过程长达大半个世纪近百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在迅速地嬗变,在悄悄的嬗变。我们在八十年代曾经有概念叫做“香蕉人”指国外的中国人,黄皮肤白心,说外国话,讲外国事,存有外国情感,只有长相是中国的。怎么变成“香蕉人”呢?要出国。现在的“香蕉人”不用出国,在中国自己就变成了“香蕉人”,通过网络、电视和西方的节庆和其他的文化样式,我们可以不过端午节,但一定要过情人节、复活节,不出国就变成了“香蕉人”。为什么呢?就是在纷繁的社会状态下,这些人的脚跟离开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大家引导回归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当然像蒙曼老师他们的诗词大会都是非常有效的样式,影视是最直接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电影虽然不过百年历史,但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改造,速度最快的也是电影。中国的主题,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故事,中国的艺术呈现方式,包括中国的舞美和音乐,而且在中国百年来的电影中既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的,既有故事片也有戏曲片,既有文学性的作品,也有纪实性作品,也有文献性的作品。所以,在中国电影后来的格局中,三大文化种类都有。比如传统文化种类,比如革命文化种类,比如现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种类,都是有的。所以我们把从建国以来的电影、电视集合起来看,大体是能够从电影电视的角度总体把握到中国现当代史的缩影。如果能够把这个过程重点介绍给学生和年轻人,特别是形象的介绍给年轻人,其实就让年轻人通过电影电视的方式穿越回到了历史,这个作用一定是有的,可惜的是现在我们都在看手机、游戏和网络,都在看当前娱乐至死的节目,和这些没有思想内涵的、只为挣钱的片子。所以我们的同学得不到这种认知社会的教化,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我们也要做到知己知彼。

 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们不能只从年轻人的市场调研中说年轻人只喜欢现在的东西,其实现在的观众市场,年轻人的心理、社会心理或者集体心理构造是为现代的作品所养成的。维也纳也是21世纪的维也纳,全城的人,全国的人仍然是那么高雅,仍然喜欢听纯音乐,喜欢听钢琴和小提琴,那种纯艺术仍然滋养着这个民族,这种高雅的艺术培养了高雅的观众,这种专业的审美培养了专业的民族审美,所以这些国家、这些民族看上去既有钱、又有礼。

我们这些年出来了什么?我们出来了低俗的、恶俗的、粗俗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的目的是两条,为了吸引眼球是第二条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和商业炒作。这些产品无处不在,打开网络和电视就有它们,观众去读什么?欣赏什么?没有别的可欣赏。久而久之就培养了一批和它们一样低俗的、粗俗的读者、观众。是在这样的精神产品的“饲养”下培养出来的市场主体和观众群体。所以责任不在观众、不在学生和家长,而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为什么中央谈供给侧改革,中国到了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的物质生产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吃饱穿暖没有问题了,但好不好的问题没有解决,假药、假饭、假衣服到处都有,怎么办?你不能从市场上解决问题,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源头就是设计者和生产者,所以供给侧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由此中国的经济社会由过去的数量规模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如此,文化不也如此吗?所以,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也是国际上第二大国了?不是,所以我们有钱了以后,许多老牌国家依然瞧不起我们,包括撒切尔,包括施罗德。撒切尔说过,你不用怕中国,这是她九十年代以后说的话,他们有钱了,但他们还没有办法输出文化和价值观,所以他们不拿经济来衡量你和他们是否等量齐观、平起平坐,而是拿文化衡量和他们有多大的差距。在这个时候,软实力建设就变得异常重要。我们过去讲“短板理论”讲的是硬实力,一个木桶一块板补不起来,这桶水装不满。那么软实力是桶缝原理,板补起来了水装满了,桶上有缝,水可以渗出去。这个木桶的缝是拿麻、胶还是别的什么堵严,问题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软实力建设就是以文化为核心。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从文化建设角度讲给观众、从高校角度给年轻学者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也成为一个前置性条件。你提供的是残次品,怎么吃出健康的精神人才?你提供的是精品,怎么可能出来残次的精神人才呢?所以我们现在提供精品和经典的文化产品成为重点,这些精品和经典的文化产品从哪里寻找呢?我觉得仍然是中央讲的三大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这三大文化在电影、电视里都有反映,而且有充分的反映,可惜是有些好片子被压在箱底,从来不面世,不让学生们看到,而且主观地说是学生不爱看。这不对。现在的学生假如有我们说的偏颇审美,或激进偏颇的社会观点,那么责任不在学生,你提供的就是这种三俗的东西又让学生产生别的看法,有可能吗?而且现在的大学生正好在非常可塑造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与精神产品,他就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提供正确类型的影视产品,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概括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市场分析,把供求关系找准,到底学生需要什么,从哪几个维度来判断这个需求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能一概而论,说学生就喜欢打电脑、玩游戏,好像你给他讲毛泽东是怎么成长的他就不爱听,这不对。

第三个观点是,我们能否把影视院线进入学校改造提升成当前思政教育的一种活泼的、生动的、有效的样式,如果可以,甚至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样式或者主要的样式。我们过去看电影无非就是看看而已,但到了大学,我们看完《十二怒汉》就要开研讨会,开会仅从电影艺术的层面说清楚也不行,说艺术那是“器”的层面,说主题思想才是“道”的层面,离不开的,必然会涉及封建社会下,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期的新生阶层的思想、社会观点、所代表的立场,在看电影的过程中自然就学习了历史,了解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研究《十二怒汉》就了解了美国的司法体制、陪审团制度,和中国目前司法制度的比较,同时得到了两个知识,了解了两种生活。如果我们以院线形式做教学,会有以下几种好处:


 1. 以院线形式做教学,符合当下社会文化语境的传播方式。比如一本书,过去一本常常是七八十万字,现在则是十几万字,因为加了图片、光盘来提高可读性和趣味性,这是现在的阅读习惯。还有时间碎片化了,大部头的书一天天读也有难度,所以选择其精华来让你掌握重点等等。这种影视样阅读已经常态化了,不论是终端还是别的,为什么在课堂就非要用我师你授、写板书这种传统办法呢?影视的办法就是比较生动活泼的符合当下语境的教学方法。


 2. 以院线形式做教学是互动的,能引出想法和评论。互动是什么呢?一边看电影,观影者感情的交流和融入就是互动。如果在看电影之前发布一些与教育主题或本单元教学主题相关的内容让大家事先思考呢。如果在电影中间需要讲解,把片子停下来讲也都是可以的。如果有需要,那么事后留下来开一个座谈会,大家表达观点,老师作为观点提供者之一,也不要主观下判断。通过这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样式,完全可以起到思政教育的效果。


3. 以院线形式做教学可以丰富思政教育的内涵。现在我们讲思政教育,重点是和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建立相关,和以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然后从性格、人格、道德等方面,或者把传统文化的“八德”加进来,从人的思考方面加以建设。但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怎么能够把这些枯燥的、观念性的或者纯理论性的东西,和日常生活情感融合,使人便于接受?电影,是最直接的方式,它是讲故事、讲历史,它是记录真实,它是史论结合。比如,纪录片一定有学术性专业性和知识性。有学术性就有研究价值,有专业性就有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有知识性就有阅读价值。这些东西正好和学生学习氛围、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高度相关,所以用纪录片的样式和学生作为课件交流,效果肯定是好的。所以我们以影视的方式来拓展思政教育的视野、内容、手段、方法,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校间的交流更加通畅、平等、自然、有趣、有效,这可能是目前我们需要研究的。


4.建设校园院线就是为学生开辟一块干净的、以我为主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现场。他到社会上看什么你管不了,如果我们能够把课程、作业、校园文化、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更多的学习时间特别是业余时间、课外的阅读时间提供这样一个现场,可能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跑到外面游戏机里干别的。形成这样一个院线,就像我们现在提供农村院线一样,提供的内容又具有正能量,又具有“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就在这个领域里,它从政治上讲又可以抵御那些乌七八糟思想的渗透,而且还便宜,院线可以要钱可以不要钱,所以也可以省学生的费用。而且可以常态化和体系化,最后这门知识也相对完整地交给了学生。所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现在也想了一个办法,影视要设立中国电影电视影视周,这两天已经开始筹备了,主要面向研究院的研究员,特别是研究生,我看拉的电影片单非常好。


 第四个观点是我们怎样提供好的精神食粮?我主张校园院线请一些人,包括毛老师、蒙老师、王登渤等,认真地顶层设计一下,比如我们先做一轮或几轮高校调查,以及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作为成员参与进来,我们抓两条: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依据,分两类,一类是思想文化,一类是优秀文化。思想文化是带有精神思想方面的内容,比如孔子、孟子、儒释道、文史哲;优秀文化重点讲的是音乐、美术、书法等这类文化。一个是“道”的层面,一个是“器”的层面。关于这些文化,我们到底应该给学生灌输些什么?做一轮调研。比如,现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权是从革命中产生的,革命文化里有哪些东西可以做教育和传播,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大家就漫无目的地研究“五四”以来的东西,研究着说民国多么好,现在言必谈民国,说民国是万般和谐的盛世一样,这不乱套了。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要重点研究到底应该传播什么,怎么传播。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一直向上发展的,结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好的方面,总是提起反右、文化大革命,然后就泄气,其实那只是成长进步中的挫折,所以连主流都分不清,怎么研究文化呢?于是我们在调查研究中,要把这三类文化的主流、核心、亮点、重点梳理出来,形成一个向大学生用影视方式传播思想政治或者体现我们意图的这些内容,梳理出来以后,从现有的作品里找,有多少算多少,拉一个片库或者信息库,没有的就去补拍。那个时候,拍电影、拍电视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要给大学生讲述甲午战争,不讲这一段上下历史连不上,所以组织人点对点地拍摄,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套为大学思政教育提供的有体系的教育产品或者课件、教材,就比较好了。所以我们事先应该做顶层设计,然后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我主张教育部牵头,财政部提供资金,请一些专家研究这个专题,三五年形成一个体系,由此把影视教育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我相信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课会开得很精彩,会有许多人来听课。


我就说这些不合适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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